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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级大员缘何热衷改年龄 只为在升迁时突出重围

来源:网络收集   2016-06-03

  原标题:处长乱改年龄罢了,部长竟也造假  

  撰文|海阳

  湖北干部洪永旺近期连续两次上头条,前一次是因为“生于1984年”的他有望成为最年轻的县级市长,后一次则是被举报“不是生于1984年”。

  经湖北组织部门调查,洪永旺生于1982年,他曾借用别人学籍复读初三考高中,出生年龄随之改为1984年。正是由于这次改小年龄又没有向组织报告,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,并中止市长提名。

  正处级的洪永旺改年龄是为了上学,副部级的陈雪枫篡改年龄又是为何呢?6月2日傍晚,中纪委发布消息,河南省委原常委、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被双开,其中提到他为谋求职务升迁在民主推荐中拉票,篡改年龄。

  年龄出问题的部级高官,陈雪枫并不是第一个。2015年7月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也被通报 “档案造假,向组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”。

  在年龄上做手脚管用么?长安街知事(微信ID:Capitalnews)此前曾作过介绍,在体制内工作,年龄大小往往意味着资历深浅,是一个特殊的升迁符号。尤其在片面强调以某一标准一刀切的时候,年龄往往还会成为突出重围的决定性因素。

  比如说考虑到班子的年龄结构,需要配备一到两名相对年轻的干部时,常会用出生年月来划一道坎;比如说打破原岗位职级限制,集中选派一批某某年龄以下的干部到基层任职;比如有些特殊岗位,只有某个年龄段之间的干部才能干,超龄了就要转岗。在这些情形中,能不能“上车”的一个关键,就是年龄在不在设定范围内,有的干部出生日期哪怕就差了一天,也入不了围,结果被“同龄人”一下甩开好几步。

  正是摸清了这些“门道”,有些年轻干部便发挥主观能动性,努力把自己的年龄往组织的要求上靠。

  江西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的女婿徐楷是个典型,据澎湃新闻报道,2008年,徐楷参加合肥团市委副书记公选,并最后成功就任。这一岗位任职资格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,徐楷在南昌大学就读硕士期间刊发的一篇论文显示,他出生于1978年11月。

  一位熟悉组织工作的干部向新华网透露,徐楷通过篡改年龄才得以入围,手段则是通过入团志愿书造假。作为档案中较早的材料,入团志愿书是认定干部年龄、工龄、党龄的重要依据。“提供一份虚假入团志愿书再经过组织认定,就等于把虚假的年龄合法化了。”

  年轻干部改年龄为了“快上”,而一些老资格的干部改年龄则是为了“不下”。已落马的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就是如此,他在学院作风蛮横,以致学院被教职员工戏称为“柴家大院”。新华网曾报道称,柴曾多次篡改自己的年龄,以延迟退休时间,他的出生日期有多个版本,有1956年,1954年还有1952年。

  中纪委刊发的《干部档案造假当绝》一文指出:一直以来,干部人事档案造假现象并不少见,在档案中修改年龄、增删履历,将背景材料整体“洗白”,已然成为一些地方的“潜规则”,“三龄、二历、一身份”(年龄、工龄、党龄,学历、工作经历,干部身份)是干部人事档案造假的多发环节。在关于中央巡视的整改通报中,众多省份均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。

  从现实效果上说:档案造假有机会 “挣面子、占位子、图帽子、捞票子”,而往深了说,违规操作的成本并不高,有时即使造假行为被曝光,相关人员受到的也只是批评、记过等“无关痛痒”的处分,以至于有的干部因故修改年龄也长期不向组织报告,直到真出了问题才“认倒霉”,其中的侥幸心理莫不是因为这么做收益高,风险小。如此一来,造假之风便甚嚣尘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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